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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马卫丰认为,目前,我国法律对年终奖并无强制性的统一规定。除了双方在劳动合同或薪酬确认单等文件中单独约定的工资性奖金外,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及绩效表现等综合因素,自主确定年终奖等各类奖金是否发放、发放的条件及发放标准。但在双方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有明确约定时,应按照约定或规章制度规定执行。

窦江涛建议,劳动者应尽可能将有关薪酬标准、奖金发放等事项的口头约定写入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还应注意留存年终奖发放的相关证据。

各类奖金的设置与发放是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奖金发放相关规章制度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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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助理马卫丰认为,目前,我国法律对年终奖并无强制性的统一规定。除了双方在劳动合同或薪酬确认单等文件中单独约定的工资性奖金外,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及绩效表现等综合因素,自主确定年终奖等各类奖金是否发放、发放的条件及发放标准。但在双方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有明确约定时,应按照约定或规章制度规定执行。

窦江涛建议,劳动者应尽可能将有关薪酬标准、奖金发放等事项的口头约定写入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还应注意留存年终奖发放的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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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劳动者证据意识较弱,收集证据能力较低,大多未能提供奖金发放的相关证据。不少劳动者仅能主张与用人单位存在口头约定,拿不出任何有效证据;有的劳动者只能拿出电子邮件或微信聊天截图,不能充分证明其主张,劳动者胜诉率较低。” 法官卜晓飞说。

法官助理马卫丰认为,目前,我国法律对年终奖并无强制性的统一规定。除了双方在劳动合同或薪酬确认单等文件中单独约定的工资性奖金外,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及绩效表现等综合因素,自主确定年终奖等各类奖金是否发放、发放的条件及发放标准。但在双方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有明确约定时,应按照约定或规章制度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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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1431578500526-4d9613015464-resized“所谓的对照表用臆造的概念和方法,极力想证明中国在医疗、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生活等领域的投入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这严重歪曲了事实。”2月11日,国家发改委政研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这张所谓的对照表,注明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人类发展署’,但根据我同事的反复核实,联合国下属机构中并不存在该机构。联合国下属机构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居署等机构,其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人类发展报告和地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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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董礼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联合国“人类发展署”这个机构并不存在。记者随后以“人类发展署”为关键词在联合国中文官网和微博查询,也无任何相关信息。

孟玮说,最新一期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16》对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给予了高度肯定。报告指出,2014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188个国家中列第九十位,已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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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2016年我国政府消费支出低于17.1%的世界平均水平

董礼华介绍,GDP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可分别使用生产法、支出法、收入法对GDP进行核算,其中支出法是从最终成果的使用去向角度进行核算的。

“具体来说,GDP的使用去向分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大项目,政府行政开支被纳入最终消费支出中。”董礼华说。

最终消费支出,指常住单位为直接满足个人或公共消费需求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总额,按照支出主体分为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其中政府消费支出指政府部门承担的公共服务支出、个人消费货物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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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支出主要包括外交、国防、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政府承担的个人消费货物和服务支出主要包括政府在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这部分的政府支出最终都会转化为居民实际获得的福利。”董礼华说。

据介绍,2016年,我国GDP的53.6%用于最终消费,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39.3%,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14.3%。GDP剩余的44.2%用于资本形成,2.2%用于净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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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政府消费支出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董礼华介绍,2016年,我国政府消费支出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为14.3%,美国的该比重也为14.3%。另外,韩国、意大利、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的该比重分别为15.2%、18.8%、18.9%、19.6%、19.8%、21.2%,均高于我国。该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7.1%,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为15.9%,也比我国要高。

至于很多人关注的“三公”经费问题,董礼华介绍,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积极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过“紧日子”,要求“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比重明显下降,民生和重点领域财政支持力度明显加大。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从2012年到2016年,全国“三公”经费支出实现“四连降”,2016年中央部门和地方分别比2012年下降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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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即使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民生支出占比也是大头。

一般认为,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构成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主体。董礼华介绍,从占比上看,2016年,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9%,比2012年下降2.2个百分点。而反观8项民生领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54.6%,如果再加上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粮食供应、气象服务等与人民生活间接相关的支出,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70%左右。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马海涛表示,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财税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国政府支出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支出效率将进一步提升,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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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医改办2月12日在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表示,目前,我国多项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例如人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3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孕产妇死亡率从2010年的30/10万降为2017年的19.6/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10年的13.1‰降为2017年的6.8‰。

大病保险制度覆盖10.5亿人

王贺胜介绍,我国在较短时间内织起了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人数超13.5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2008年的80元提高到2017年的450元。2017年版医保药品目录新增375个药品,增幅17%,其中包括39种国家谈判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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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基本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让群众看病少跑腿、少垫资。目前已建成国家异地就医结算信息系统和异地就医资金结算机制。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部接入全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实现全国联网。

“在基本医保普惠的基础上,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目前已覆盖10.5亿人。大病患者合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平均提高12个百分点左右。”王贺胜说。

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对象范围从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拓展到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收入救助对象和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2013年启动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已累计救助近7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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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投资474.8亿元支持11万个县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王贺胜说。国家持续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在3万多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中医综合服务区。全国1.3万家医疗机构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覆盖了所有国家级贫困县。

全面启动医联体建设。国家鼓励大医院和基层医院形成服务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管理共同体,积极推广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疗共同体、跨区域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网4种模式,所有三级公立医院和1000余家社会办医疗机构参与医联体建设。“2017年下转患者483万例次,同比增长91.2%。”王贺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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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贺胜介绍,国家着力实施药品全流程改革。在生产环节,鼓励研发创新,开展仿制药疗效一致性评价。加强短缺药品、低价药品和儿童用药的供应保障,综合运用市场撮合和定点生产等靶向精准措施,较好地解决了130多个临床急需药品短缺问题。

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在30个省份的68个城市全面启动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并不断扩大试点范围。逐步健全绩效考核制度,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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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在30个省份的68个城市全面启动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并不断扩大试点范围。逐步健全绩效考核制度,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

大力改善公立医院医疗服务,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王贺胜介绍,通过优化服务流程、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行日间手术等措施减少排队次数、缩短缴费和候诊时间。实现“一预约两缩短”:所有三级公立医院普遍开展预约诊疗,3年来门诊患者全程候诊平均时间缩短超过10分钟,有些医院缩短超过1小时,平均住院日缩短到10天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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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私车公养,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邱志欣,近日被中央纪委点名通报。邱志欣使用单位加油卡为其私家车加油,累计消费1万余元。

邱志欣只是今年春节前中央纪委官网双周通报公布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之一。自推出以来,双周通报至今已经公布了3期共计62起问题,92人被点名。

2018年元旦、春节假期是党的十九大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点。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根据通报可以看出,在党内法规持续完善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之后全面从严治党只会按下“快进键”,而不会是“暂停键”,中央将依据党内法规加大监督执纪力度,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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